1950年，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，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，卖掉了醇亲王府。四儿子溥任摔了当票，吼道：“这是祖宗家业！”然而他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。
什刹海后海北沿，醇亲王府门前那对石狮子被红布蒙上了眼睛。195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搬家公司的板车排到巷子口，松木家具一车一车往外运。
67岁的载沣坐在正殿空荡荡的堂屋里，手摸着一块地砖，砖侧刻着“苏州府督造”五个字——那是他十岁那年，蹲在院子里亲眼看着工匠铺上去的。五十七年过去了，砖还在，王朝没了。
卖掉王府的决定，是入冬前做出的。那年秋雨格外多，王府东墙让雨水泡塌了一截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“万寿无疆”的彩绘。管家算了笔账，修墙要五百斤小米。
载沣翻开存折，余额三十七块钱。他摘下手上一个翡翠扳指，让小儿子溥任拿到琉璃厂卖掉，换回来的钱买了面粉，没几天就见了底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人带着测量仪进了王府。他们要办学，看中了醇亲王府的地界。对方开价七十万斤小米，载沣没答应——不是嫌少，是觉得低了。
他把管事的请进正殿，掰着手指头数：五进院子、一百三十间房、康熙年间的楠木房梁、后花园两百年的老槐树。最终合同上写的是九十万斤。旁人问为何主动抬价，他说了句：“不能让国家吃亏。”
成交签字那天，家里人多数沉默。小儿子溥任心里堵得慌，祖上传下来的宅子说卖就卖了，搁谁身上都受不了。载沣没多解释，只让他去西厢房搬一口樟木箱子。
箱子打开，圣旨、金牌、族谱，整整齐齐码了一箱子霉味。载沣拿起族谱翻了翻，又放回去，说了一句：“留着这些，比留房子有用。”
话虽这么说，搬家的头天晚上，他还是一个人在府里走了很久。从正殿走到后花园，从东厢房走到西跨院。这宅子他住了六十七年，出生在这里，结婚在这里，接摄政王印玺那天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
1908年冬天，两岁的溥仪被抱上龙椅，载沣跪在养心殿龙案前接过那方印玺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汗水把印玺的绸套洇湿了一片。那一年他二十五岁，大清最后一位摄政王，掌管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。
往后三年，他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城。煤油灯下批奏折，裁撤八旗冗员的折子、筹建海军的折子、罢免袁世凯的折子，批一份少一份希望。
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那天，他坐在书房里一下午没动。到十二月退位诏书上盖印的时候，窗外梧桐叶子落了个干净，他二十八岁，政治生命戛然而止。
退位之后的几十年，载沣活成了一道旧时代的影子。书架上同时摆着《资治通鉴》和《新青年》，1912年孙中山来北京，他去见了面，回来对家里人说“孙先生是个人物”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，跑到天津当寓公，载沣没有跟去，宁可守着醇亲王府吃粗粮。
1949年北平解放后，他亲手把府门口的下马石拆了，钉上“居民大院”的木牌，让子女管自己叫“同志”。从前吃饭有银针试毒，后来端起粗瓷碗喝白菜汤，倒也自在。
但他心里清楚，时代已经过去了。1931年溥仪去东北当“执政”，他骂了一句“儿皇帝”；1945年溥仪被苏军俘虏，他抽了一夜烟。这个当了一辈子“皇父”的人，早就把王朝这回事看透了。
当年出使德国，德皇让他跪拜，二十出头的载沣梗着脖子只行鞠躬礼，那份骨气当年传回国内人人叫好。可骨气撑不住一座王府，也撑不住一个时代。
卖掉王府换来的九十万斤小米折成现钱，载沣留了一半做家用，另一半分成了八份，每个子女各得一份。分钱的那个晚上，他在煤油灯下挨个叮嘱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：学门手艺，比守着金山银山都强。
搬到东四北魏家胡同的小院之后，载沣的生活更简单了。几间平房，一个小院，窗台上摆了几盆水仙花。他时常坐在窗前看花出神，有时候从口袋里摸出半块缺了角的玉佩，摩挲几下又放回去。
那是他第一任未婚妻的遗物，1900年庚子事变，姑娘吞金自尽，岳母临终塞给他这半块玉，留了一句话：“莫负百姓。”这句话他记了五十年。
1951年2月3日，载沣在那座小院里安静地走了。身上盖着一件旧棉袍，袍子的衬里是1912年退位时剪下来的辫子改的。头发存了四十年，到底跟着他入了土。手里还握着那半块缺角的玉佩。
北四环的北航校园里，当年醇亲王府的那几棵老槐树至今还在，春来抽芽，秋来落叶，两百多年了，一棵树比一个王朝活得长。树底下走过多少年轻学生，大概没几个人知道，脚下这块地，曾经有一个老人用九十万斤小米，为他的时代体面地结了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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